對于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張聞天在1937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準備實際抗戰的過渡階段。這個時期的特點，表現在南京政府開始轉到抗日道路上來。南京政府要抗日，便不能不找群眾，不能不找共產黨，對于地方軍閥也不能不尋求合作。”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時也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
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結果。從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國主義以吞并華北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5省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稱“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面臨更為嚴重的生存危機，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草擬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呼吁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應當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而奮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的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著重批判了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針對形勢的變化，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會議指出：隨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對革命也采取同情的態度甚至有參加的可能，就是地主買辦階級也不是鐵板一塊，因此，應該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并與之結成了“三位一體”的統戰關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在西北地區取得了成功。從1936年下半年起，黨在山西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也成績顯著，成立了實際由黨領導的山西抗日團體犧牲救國同盟會，推動了山西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蔣介石一方面加強對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另一方面又主觀地認為紅軍經過長征后元氣大傷，已成強弩之末，可以用類似招安的方式讓共產黨就范，并以此應對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呼聲。從1935年冬天開始，國民黨方面先后在南京、上海、莫斯科同共產黨人商談抗日，但由于蔣介石沒有誠意，提出中國共產黨根本無法接受的條件，談判沒有實質性的結果。1936年11月10日，中共代表潘漢年與國民黨代表陳立夫會談，陳立夫提出必須取消對立的政權和軍隊，紅軍可以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領導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按才錄用，結果被潘漢年嚴詞拒絕。由此可見，蔣介石當時對紅軍的態度。
1936年5月5日，毛澤東和朱德分別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公開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實際上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致電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明確表示“國民黨中任何領袖、任何委員起來抗日救國，我們同樣愿意以全力支持他們”，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與他們進行合作救國的談判。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中央并轉全體國民黨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強調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逼蔣抗日”的方針無疑是正確的。蔣介石是國民黨最大的實力派，中國抗日如果沒有蔣介石集團的參加是難以想象的。問題是經過長征，雖然紅軍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數大減，如果沒有張學良、楊虎城的配合，對于頑固反共的蔣介石來說，要使其停止對紅軍的進攻，轉而同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還是有很大難度的。應該承認，蔣介石也有意抗日，但他骨子里堅持反共，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抗日與反共的問題上，他并非不抗日，但一直是反共優先于抗日，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攘外必先安內”。他要“安”的“內”，既有共產黨問題，也有地方實力派問題，但共產黨問題更重要。特別是1936年夏解決“兩廣事變”后，長期向他挑戰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廣東軍閥陳濟棠等西南地方實力派表示服從南京政府領導，他認為地方實力派的問題已基本解決，而紅軍經過長征減員嚴重，又到了西北貧瘠之區，現在完全有能力從根本上解決共產黨問題。
應當說，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前后，共產黨的生存發展遇到諸多的困難。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與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時，僅剩不到八千人，由原紅二十五軍和陜北紅軍組成的紅十五軍團也只有七千余人。不久，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序列。隨后，紅一方面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開展擴紅籌款和抗日宣傳，部隊有所發展。1936年10月，紅二、紅四方面軍在將臺堡和會寧分別與紅一方面軍會師。這時，紅二方面軍約有一萬人左右，紅四方面軍原本有三萬余人，三軍相加應在六萬人左右，當時陜甘寧根據地地廣人稀、貧窮落后，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既要面對尾追而來的國民黨中央軍隨時可能對紅軍的“圍剿”，又要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193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電報中說：“紅軍主力一般說來將不得不轉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尋求發展。”“惟目前還要堅持同蔣介石在現地區作戰，但物資方面十分困難，特別是已經分文沒有，又不能發票子，張學良也沒有錢借了。”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向張學良借款60萬元，接到中共中央的電報后，共產國際雖答應給予一定的經濟援助，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為解燃眉之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于11月下旬再次向張學良借10萬元以渡過難關。
三支主力紅軍會師之時，中共中央曾計劃組織寧夏戰役，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三十軍、第九軍、第五軍共約2.18萬人先期西渡黃河。可是，蔣介石調集了十幾個師由北向南大舉向紅軍進攻，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隔斷了河東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系。這時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隨后又去洛陽進行“剿共”的軍事部署，將其嫡系中央軍30個師調到以鄭州為中心的平漢、隴海鐵路沿線，以便隨機開赴陜甘地區。在這樣的情況下，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被迫中止執行，已過黃河的紅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中共中央甚至準備再次組織紅軍東征，第一步占領同蒲鐵路，第二步出冀豫晉之交，第三步從冀豫晉之交渡過黃河，第四步到皖豫魯，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陜，然后再轉西北。1936年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紅軍行動方向主要是向東，預計明春過黃河。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現在我們的行動，都是腳踏兩邊船，最好是，向西的還是向西，向東的還是向東。如果向西不能達到目的，當然可以轉向東。”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已做了萬一陜北不能堅守而再次轉移的打算。
然而，僅過了一個月，便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條件，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從而結束了近十年的國共內戰，實現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的目標，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雖然此后蔣介石在聯共的問題上有所反復，但國共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勢所趨。“在當時形勢下，能否使掌握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最高領導轉到團結抗日的政策上來，這對能否順利地實現全民抗戰是關鍵性的問題。西安事變以獨特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正是由于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才最終結束十年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戰爭。”
西安事變不但是國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戰的起點，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所以能實現這樣的轉折，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試想，如果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后，不是倡導“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會有中共、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之間的“三位一體”，即不會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率先在西北地區的實現，也就沒有西安事變的發生。客觀地說，如果西安事變不發生，如果張學良、楊虎城配合蔣介石的中央軍，對剛剛實現三個方面軍會師的紅軍進行大規模的“圍剿”，紅軍能否在陜北立足確是一個難以預料的問題。西安事變的結果使蔣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國性的內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范圍內初步形成，也使中國共產黨渡過了十分困難的階段，隨后迎來了抗戰中的大發展。而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并最終得以和平解決，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使張、楊看到只有團結抗日，國家才有前途，他們個人也才能有前途。所以，由“武裝保衛蘇聯”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轉變，它不但促成了全國抗戰局面的形成，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處境和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