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信中瘋傳一段時長為兩分鐘的視頻。視頻中,一名男子不斷將一個個塑料袋放入一臺機器,經過熔解、拉絲、切割等工序,最終生產出一粒粒狀似米粒的白色固體。視頻配有文字稱,這就是假大米的制作過程。
這段視頻讓不少人恐慌,難道生活中真有假大米?
然而,這只是一條傳了很久的謠言。及至今天,有人“發明”出以視頻的形式散布“假大米”謠言。
“假大米”視頻謠言并非個案。《法制日報》記者發現,謠言傳播形式已從文字、圖片“發展”到了視頻。
前不久,北京地區網站聯合辟謠平臺發布了《謠言易感人群分析報告》及網絡辟謠TOP10榜單。在這份榜單上,就有不少視頻謠言。
在視頻謠言頻繁出現的同時,“專家”“研究機構”類謠言也大行其道。這些不斷升級傳謠形式的謠言,給辟謠工作提出新的挑戰。
視頻謠言增加辟謠難度
生成分析報告的騰訊較真平臺主編王楊告訴記者,在梳理榜單過程中,這些視頻謠言引起她的注意。
王楊發現,“移花接木”是視頻謠言的常用方法。比如,視頻謠言“一女子狂犬病發作,當街咬人”在榜單上“熱度”排名第六位。王楊經過分析發現,謠言中的“女子咬人”視頻出自一個介紹電影拍攝過程的短視頻。
王楊說,另一個標題為“某男明星被警方抓走”的視頻謠言,看起來與標題、文中的內容一致。但通過對視頻內容的追蹤,她發現,這個視頻拍攝的背景是某男明星參加演出活動,現場觀眾太熱情了,男明星由保安保護著離場。這個情況在謠言中被人說成是“明星被警方帶走”。
“視頻謠言增加了監控難度。”王楊告訴記者,以往,平臺對于文字性的謠言可以用算法自動甄別,這種技術比較成熟。然而,在視頻謠言中,視頻內容、真假算法很難識別。很多視頻不是假的,只是使用了“移花接木”“斷章取義”等手法。
如何應對?王楊說,無論是文字還是視頻,謠言都有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平臺利用這個規律,一方面通過算法加人工審查監控；另外一方面,平臺需要不斷開發“人工智能”,讓機器去學習一些關鍵詞和詞意分析,發現謠言。
北京市網信辦網管處副處長徐磊說,他通過觀察發現,近幾年謠言傳播途徑緊跟技術發展。最早,文字謠言比較多、傳播很廣。隨著辟謠工作的展開,文字謠言不足以迷惑大家,謠言又講“有圖有真相”,有了圖片的謠言又提高了一個“段位”。后來,大家慢慢發現有圖也不一定有真相。從去年開始,隨著短視頻、直播形式的新媒體內容發展起來以后,謠言迅速“傍上”了短視頻。這些謠言視頻中部分經過了剪輯,還有一些視頻中出現的所謂專家都是杜撰的。
徐磊認為,辟謠工作也要緊跟技術發展,需要思考如何提高網友對視頻渠道和內容的媒介素養,提高網友自主防騙能力。聯合辟謠平臺也在幫助大家自主識別謠言的共同點,給大家提供一些工具。
“專家”聲音迷惑性更強
除了視頻謠言,榜單還反映出一個謠言新動向——以“研究機構”“專家”名義發聲。
“加拿大某研究機構得出結論,蒲公英可以治癌”；
“某醫院出現人感染sk5病毒死亡案例”；
“打疫苗破壞人體免疫力”
……
“‘打疫苗破壞人體免疫力’這個謠言傳播也很廣。媽媽帖都會傳播很多,有很多家長都在糾結要不要給孩子打疫苗。”北京市科協信息中心主任張曉蕓說,很多謠言將“獲得性免疫”偷換成“破壞人體免疫力”。
張曉蕓以多個謠言為例,分析偽裝成科學的謠言常有“偷換概念”或“斷章取義”的共同特點。“老鼠長出大量腫瘤”的謠言就是斷章取義,實驗往往環境單純,把老鼠的某個部位長期浸泡在試劑里；“蒲公英治癌”也是斷章取義,實驗里有一點點結果出來就被無限擴大化。這一類謠言的迷惑性比較強,大家往往抱著寧可信其有的心態。
對于此類披著“研究機構”“專家”外衣的謠言,辟謠是否會有難度?
“難點在于,在辟謠的過程中如何提升信任度。以前經常是某個機構單純發聲,專家講的太多,現在看來效果不太好,網友也不太相信。”張曉蕓說,從專業性的角度來講并沒有那么復雜,科學工作者只要查一下文獻就立刻知道有些網絡信息是假的,從科學的角度辟謠并沒有多難。
張曉蕓告訴記者,第二個難點在于,謠言反復出現,很多謠言看似“新的研究結果”,其實是舊謠言“換個衣服”卷土重來。辟謠難度不在科學本身,而是謠言往往還涉及到某個行業、生產工藝、流程等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辟謠相對有難度。
三類人群最易受影響
“每一次謠言出來都有大量的辟謠。”較真平臺高級編輯李敏告訴記者,辟謠榜單總結了多個大型平臺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的辟謠帖,結合7萬人參與的網絡調研得出辟謠TOP10和“謠言易感人群的分析報告”。
在“謠言易感人群的分析報告”中,王楊發現易受謠言影響的三大“高危”人群:女性、老年人、未成年人。
王楊說,女性通常心思更加柔軟,也更加容易受到身邊謠言的影響。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也易受謠言影響,他們的行為能力比較低,所以我們在辟謠工作當中也會非常重視對這兩個人群的保護。
今年春節,李敏和團隊專門針對老年人做了一個“關愛爸媽朋友圈”的活動,共有約220萬網友參與。團隊從中提煉出1000條謠言,最后推出了一個老年人群體常見的謠言TOP100。李敏告訴記者,以往辟謠,很多都是使用“打臉式”的語言和方式,“簡單粗暴”讓人不愿意接受,效果不太理想。破除謠言應該更加提倡“擁抱式”辟謠,讓辟謠更有溫度。
謠言治理機制需升級
接觸辟謠工作后,李敏發現,有些謠言往往是某個行業的營銷手段。她舉例說,“藍光致盲”文章中提到的“愛眼協會”專家稱,藍光傷害人的眼睛,三五年后眼睛失明會大面積爆發。這類信息多見于防藍光膜、電腦防輻射防護眼鏡等防護產品的宣傳營銷中。不斷翻新并傳播這則謠言的,是銷售眼鏡的微信公眾號。
在互聯網“眼球經濟”“點擊量生存”的發展模式之下,謠言治理機制是否也應更有針對性?北京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政策法規處副處長張愛國認為,互聯網企業生存、競爭,靠點擊量、眼球經濟。越是吸引人的謠言,點擊量越大,謠言在一定程度上對流量和訪問量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于謠言的治理,網站有責任但又涉及到自身利益,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就需要職能部門重視辟謠,分析謠言。一些職能部門主要對互聯網新聞信息的監督執法,對于謠言的重視還不夠,認為是“習以為常”“家常便飯”。
“謠言長期存在下去會使網絡生態和網友、社會心理、素養降低。”張愛國說,從實踐中看,需要對謠言以及謠言發布者進一步分門別類,根據情形以及危害采取不同層次的監管。謠言制造者心態不同,有的是為了滿足自己吸引眼球的欲望,有的是開玩笑的心態,有些是商業營銷目的,甚至惡意炒作。謠言的基礎數據掌握在各大新媒體平臺,職能部門需要進一步監督執法,同時指導網站落實處罰。
首都互聯網協會自律發展部副主任張韌和多位專家都認為,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網絡平臺,都應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基于人群以及地域分布進行有針對性的辟謠。
張愛國也認為,謠言治理工作開展多年,始終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可能與以往技術方面存在難度有關。互聯網企業應進一步開發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的應用,及時發現網友的心理和傳播謠言者的心態,有針對性的采取措施。在充分保護用戶隱私的情況下,尋找對發布謠言當事人進行問責追究的支撐,進一步發揮作用。
發布謠言的人是什么樣的人?發布謠言的目的是什么?謠言文章背后有著怎樣的利益鏈條?徐磊告訴記者,這一系列的問題,有待通過北京地區網站聯合辟謠平臺的新媒體網站成員,進一步利用大數據分析。他說,“每一個網站平臺只能溯源自己平臺上的謠言首發者。對謠言溯源以及謠言發布者‘畫像’,要在多家網站的協同之下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