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中涉黃涉暴內容低俗化等違規事件頻現

“大家知道飲酒處罰的標準是什么嗎？……一旦端起酒杯，就要放下開車的鑰匙……”2017年1月26日，是農歷的臘月二十九，山東青島市南交警成為“網紅”，通過網絡直播夜查酒駕，現場解說酒駕案例、普及交通安全法規、與網友在線交流提醒民眾安全駕駛，用直播的形式增添守護平安的力量。

2016年，被稱為“網絡直播元年”，“無直播不傳播”成為常態，娛樂互動、新聞報道等領域中網絡直播被廣泛應用。“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在國內提供互聯網直播平臺服務的企業超過300家，且數量還在增長。”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負責人介紹。

然而，需要關注的是網絡直播在豐富網絡文化的同時，一些違背道德、違法違規的現象頻繁出現：

去年3月，網名為“雪梨槍”的網絡女主播林某伙同他人錄制淫穢視頻吸引人氣，并借此牟利，法院判決其構成制造、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2016年11月，四川涼山直播詐捐事件引發關注：某視頻直播平臺上的主播以慈善為名，在一些偏遠山村，多次召集村民拍攝捐贈現金及物資視頻，并以此吸引觀眾送主播禮物；等直播結束后，主播就把發給村民的錢收回來，觀眾們送給主播的禮物，卻被主播兌換成錢裝進自己的腰包。炮制偽慈善直播事件的主播獲利數十萬元，涉嫌詐騙，已被警方采取強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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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絡直播通過網友打賞的方式獲利，為了獲取最大程度的關注，增加點擊量，出奇招、抓眼球成了個別直播平臺的“吸粉利器”。 “有的直播平臺打擦邊球，靠低級趣味博取眼球；有的傳播違法違規內容；還有的平臺違規開展新聞信息直播。”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有關負責人介紹。

然而，“眼球經濟”的背后實際上是網絡直播領域存在的法律風險。例如，色情、暴力等視頻的傳播則涉嫌刑事犯罪；在公眾場所進行網絡直播中可能侵犯公共安全利益或者他人隱私；此外，網絡直播還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些主播直接把他人的作品拿來傳播而不加任何說明……

“網絡直播中未成年人的保護問題要特別引起重視，網絡主播有很多都是00后，由于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容易引發他人效仿。”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向記者介紹，還有一些直播視頻針對殘障人士的缺點進行嘲諷，造成社會惡劣影響；此外，網絡直播中不少主播對產品進行夸大虛假宣傳問題也很嚴重。

“網絡直播內容涉色情、低俗化等違規情況時有發生；網絡直播平臺從業人員良莠不齊；無資質經營網絡直播平臺的情況仍大量存在。”北京市威宇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滕立章認為，網絡直播是新興行業，配套的法律規范并不完善，缺乏對于網絡直播行為規范的明確具體標準，缺乏可操作性及效果好的違規懲處機制；而且由于網絡直播即時性傳播的特性，使得監管難度較大。

出臺措施，規范直播

網信辦、文化部等部門推出實名認證、分類分級以及信用黑名單等措施

2017年2月4日，北京市網信辦、市公安局、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赴梨視頻開展聯合執法檢查。經查，梨視頻在未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資質、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資質情況下，通過開設原創欄目、自行采編視頻、收集用戶上傳內容等方式大量發布所謂“獨家”時政類視聽新聞信息，被責令全面整改。

針對網絡直播領域存在的類似違規問題，網信辦、文化部等部門于2016年密集出臺相應措施，以實名認證、分類分級以及信用黑名單等制度給網絡直播來了一場“大掃除”：

2016年7月，文化部印發《關于加強網絡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2016年9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指出，開展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應具有相應資質，不符合相關條件的機構和個人不能從事直播服務；2016年11月4日，國家網信辦發布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要求對直播實施分級分類管理，建立互聯網直播發布者信用等級管理體系，實行“主播實名制登記”“黑名單制度”等措施。

作為全程參與《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起草的一員，朱巍介紹《規定》強調了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直播的“雙資質”制度，即直播平臺和直播發布者都必須依法擁有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資質。同時，《規定》針對新聞信息服務直播的傳播速度和影響程度等特點，明確了新聞信息直播及其互動內容的“先審后發”制度。這就最大限度地在新聞生產端口上保證了新聞的真實性和公眾的知情權，從而最大程度地遏制了新聞侵權和虛假新聞的不良影響。

朱巍認為創建網絡直播信用治理模式是《規定》的一大亮點：“開創性地將網絡主播的信用等級與平臺對其的管理和服務直接掛鉤。擁有越高信用等級的網絡主播，就有可能獲得越高的直播權限和收益，將信用變成了主播們競爭的砝碼，讓信用與商業利益掛鉤；建立黑名單制度后，對納入黑名單的主播將‘禁止重新注冊賬號’，并向省級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報告。這樣一來，‘黑名單主播’將不能肆意‘要挾’平臺，讓法治與誠信重新回歸到直播市場。”

明確責任，加強監管

網民的舉報渠道需要進一步暢通

創新與規則始終是互聯網發展的主題。“網絡直播平臺作為直播活動的規則制定者，是直播行為的技術服務提供者，同時也是直播行為的組織者和監管者，應當對利用其平臺服務產生的內容承擔相應的主體責任。”滕立章表示。

事實上，《規定》也進一步明確了直播平臺在監管制度上的責任，明確平臺應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專業管理人員，建立健全信息審核和信息安全制度，完善“值班巡查”“應急處置”等管理措施；明確了直播平臺在技術上的責任，直播具備“即時阻斷互聯網直播”的能力、建立直播內容審核平臺、對直播的內容“加注或播報”平臺“標示信息”，以達到能夠溯源的效果、對直播內容和發布日志保存不少于60日；明確了直播平臺真實身份認證制度的責任，普通網絡直播用戶按照“前臺自愿，后臺實名”的原則，以自己移動電話號碼等方式進行認證，網絡主播則應按照身份證件、營業執照和組織機構代碼證等進行認證。

朱巍介紹，從實踐來看，很多平臺設立的舉報途徑非常有限，舉報類型過于狹窄，個別直播平臺竟然沒有對涉及淫穢、色情、低俗、暴力等直播信息的舉報渠道，即便有舉報渠道，平臺受理時間也拖沓冗長，等到開始處理時，違法直播早已完成，根本無法達到全社會監督的效果。